一位中学教师道：“我们这里小说都被翻烂了，说烂了，我希望政府能多发一些小说，甚至请一些人来专门讲小说。”
《光明报》的考察团把事情写成一份报告：《精神食粮供给迫在眉睫》，文章一经发出，立刻引起社会的重视。
上面作出批示：要关心群众的精神食粮，物质和精神需两头走。
余切所在的文坛立刻在年末开大会，《文艺报》、《京城文艺》等理论杂志纷纷发文。各家都站出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余切因本年度成绩最为斐然，被选定来给大家做报告。
会议就在燕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行，余切稍微做了几天准备。
这个“精神食粮”的提倡，原时空也发生过，但是没有这么早。本来它发生的时间大概在九十年代初，主要是针对电影制片厂粗制滥造的cult片，其影响也局限在电影圈，没想到现在竟然提前吹到了文坛。
怎么会提前呢？
难道是哪个大佬看了小说，看了新闻之后有感而发，所以才有了这个提倡？
不知道贾平凸还敢不敢写《废都》……
几天后，余切在报告中讲道：“我们当前在物质条件上确实匮乏，《光明报》的发文，上面的号召，我们都很清楚，然而资源只有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要给人人都发一本文学期刊呢？”
他大声道：“这不现实。不仅如此，我们就连给每个大学生都发一本文学期刊，也不现实。我读的大学是燕京大学——全国最好的大学，我们学校里面，尚且有很多人买不起一份小说，而我们又看得十分快，一本不够，十本百本也不能足够。”
忽然，余切想到，明年就要成立教材编委会，一批当代小说被选进了新教材中。余切想来想去，就把目标瞄向了教科书：
“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是在教育上的成功；大人的世界我们一时很难有作为，比较现实的方案是主抓孩子的精神食粮，而重中之重是把语文教科书编好……”
“简而言之，语文教材不仅仅是一个扫盲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公共消费品，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语文教材里面的课文，不仅仅学生要看，教师也要看，学生的父母也要看……贫困山区的学生要自己找小说来看，我想，为什么不让他们的教科书中，本来就有几篇当代美文。”
“几十年后，可能农村里面的孩子走到了城市，他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教材，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教材里面有‘天安门’，有‘少年宫’，有‘纽约的时代大厦’……层出不穷的电子产品，奇怪的摩斯电码，还有天上的飞行器？俄国的契科夫、法国的福楼拜究竟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他们感到疑惑——这些东西距离他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太远，还不如讲讲怎么割猪草，怎么割麦子，他们用了几十年才从教材中的‘少年宫’走到真实的少年宫，才在大城市的摩斯电码工具书里面知道，原来余则成还有一条情报发给他们，只是遗落了几十年……他们感到那些以前学过的东西没什么用。”
余切笑道：“但我们就是要提前几十年把这些编在教材里面，因为他们正是看了小说，对世界产生了好奇，才真正的从山村里面，走入到有少年宫的大城市里。这些东西，社会上许多人并不明白，但我们作为作家，是应当明白的。”
余切的话一讲完，全场立刻响起激烈的掌声。《光明报》派了记者来首都参会，见到这个场景，激动得发一篇文章《多一些故事，少一些理论》。
流沙河就坐在底下。他一边点头，一边把这一幕记下，准备介绍到宝岛去。
如今，余切在华人世界中，最后一块未能抵达的土地，也许就是这一片芭蕉叶。
流沙河觉得纳闷：余切显然是很有远见的人，为啥不愿去这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呢？
流沙河直接找到余切问：“你写小说，已经想到了几十年后的影响；上面说要重视精神食粮，你也立刻想到了从教科书着手，那你为什么不愿去国际写作交流计划？”
流沙河说起了余切曾经在蓉城时听到的一模一样的话。
“俄国文学、法国文学的辉煌都早已经是过去时，今天大众所不了解的是，世界上文学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恰好是美国。这是世界上文学的最高舞台，诗人北岛在美国，燕大79级的文学黄金一代大部分在美国，宝岛、港地的优秀作家，也去了美国访问……美国就是这样的地位。”
这是真的，漂亮国是真正的文化强国。聂华令搞的那个写作交流，如果在漂亮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这种影响力。美国人财大气粗，书商的实力异常强大，可将任何一个一流作家推到世界巨星级别。
余切道：“我们全世界的中文作家当然应该来交流，但是场合不一定要限制在某一个地方。我直白的讲，我不喜欢聂华令那个场所。”
他又说：“只要宝岛作家发出邀请，我一定赴美参加，美国那么大，何必非要局限在爱荷华大学。”
流沙河特震惊：免费的津贴你不要，免费的飞机票你不要，爱荷华大学的镀金你不要……难道这些对你都不重要吗？
等等，好像余切确实不需要这些。
11月，也是在这个月，余切的《新现实》系列在日本上市。这一系列书原定于9月上市，因拜鬼风波暂缓了两个月，尽管如此，小说上市之后还是受到热捧。
岩波书库已经对如何收割日本文学青年已经手拿把攥，轻车熟路。
他们特地把余切塑造为一个“直面不公，敢于直言”的反对派形象。日本有一批人看了余切的小说，只要一碰到社会上有什么弊病，立刻就抬出余切：
“你看，余切早就在小说中写出来了！”
“如果我们能按照余先生的智慧去做事，怎么会把社会搞成这个样子！”
日本多位文学名家都写了评论稿。
井上靖称余切的书“写的是异国，其实对我们也有极大的用处。唐人的风貌在余先生的身上体现得很明白。”
日本文学的中流砥柱，村上村树推荐道：“拜读这些文章后，比起足球上的天赋差距，在文学上的差距更令我不甘。”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