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天开始了，你坐在前去铜井镇的公交车上，还是那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她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头发有点乱，脸上是一副刚打过呵欠的表情。天色朦胧，她的脸庞像蒙上一层薄纱楚楚动人。她看到你时，像是熟人一样朝你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把耷拉在额前的几缕头发向上撩一下，你甚至注意到她的脸稍稍地红了一下，尽管并不明显，很快就恢复了常态，但你还是捕捉到了。你是一个写小说的人，很注意捕捉细节。你忙朝她也笑了一下，就像遇到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就连你也感到惊讶，就好像你们第一天的争吵根本不存在一样，一切都那么自然。
因为是早班车，又是去乡下的，车上的人并不多，除了你，还有一个老头，他可能还没睡够，正坐在司机后面的那个座位上闭着眼睛补觉。你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坐在她旁边，你迫切地需要找一个人说说话，写作这部小说让你睡不好觉，无论是醒着还是睡着，你都在想着这个小说，而它又是一个悲惨的事件，到今天还折磨着敏感的人们的神经。
你觉得自己足够坚强，但面对1937年的南京，你还是感到恶心、痛苦和难受。你现在去采访那个经历过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老兵，这不是你的创作任务，你不能算是在执行公务，按照部队内务条令的规定，你应该身着便装，但你考虑再三，还是穿着军装。军装会让你的神经更坚忍一些，以军人的身份和那个老兵接触，会让你觉得更自如一点，你们是来自两支性质不同的军队，但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你们的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感情都是一样的。抗战是整个民族的，不是哪个党派的。你现在已经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再也走不出来了，你对此完全有心理准备，但在这个清冽的早晨，还是觉得身上发冷，你抱着膀子，身子还在微微发抖。你必须找一个人说说话，比如这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当然你不能给她提你正在写作的这个小说，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知道七十二年前这里发生过什么事，但很多时候，他们都装作自己忘了这件事。你不能吓着别人。
于是你抬起头，努力地把笑容放在脸上，轻声地和她打了一个招呼：“真是巧啊，又是你在卖票。”
她回过头来，回报你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说：“是啊，你天天坐这趟车，到铜井干什么去啊？那里又没有部队。”
这个问题猝不及防，你也没有撒谎的习惯，临时编造一个过硬的理由已经来不及了，你只好支支吾吾地说：“我在采访一个抗战的老兵。”
她看着你，皱了皱好看的眉头，眼睛里有点困惑，但她很快就眨了眨眼睛，那些困惑不见了，可能是她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也可能是她不了解抗战这段历史，她有点漫不经心地说：“啊，那挺好玩啊。我正在看那个抗战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兄弟叫顺溜》，打仗真好玩。我要是生在那个年代，一定会女扮男装当兵去，给我一支枪，嘟嘟嘟，一扫一大片鬼子，多过瘾啊。”
她撅着小嘴巴“嘟嘟嘟”时，把手里的票夹当做了机关枪，另一个手指弯曲着，不停地扣着虚拟的扳机，她还闭着一只眼睛，就像脸贴在机关枪上瞄准，但闭着的是右眼，她这样射击，是一辈子都打不到敌人的。一个士兵如果这样射击，那就是笨到家了，但她那是可爱。她也觉得自己这样子很可爱，“嘟嘟嘟”地扫射掉一大片鬼子后，她收起“机关枪”，调皮地朝你眨了眨眼睛。但你的心却很疼，就像那机关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在你心上了。我们就是这样认识八年抗战的，脑袋里被灌满了这样的糨糊。
一个女孩子凭什么认为她生在那个时代抱着一支枪就可以打掉一大片鬼子？